郊壇
郊祀天地,是皇帝祭祀的大典之一。西漢以前多沿襲戰國和秦代陽制,祀制不統一,屢有變動,地點也不在首都長安.西漢成帝時,接受了匡衡建議,改在長安建南北郊,東漢建立后,光武帝定都洛陽,在城南七里建郊兆,中建祭天的圓壇。以后又建祭地的北郊。此后,在都城之郊祀天地才成為定制,但祭祀之禮諸儒異說,或以為除圜丘、方澤外,還要立南北郊,或主張在四郊祀五帝,祀禮重復煩費,多不能認真實行。
三國時,曹魏明帝于景初元每(237年)在洛陽南委粟山建冬至祀天的圜丘,又建祀地的方丘,同時又建天郊、地郊,是依據鄭玄的說法而重復設置的。西晉代魏后,晉武帝從其外祖父王肅的說法,把南北郊與圓丘、方丘合一,省去了重復的祭壇和祀禮。東晉南渡之后,晉元帝太興二年(319年)又在建康城南十五里三國時吳國南郊故地參照漢及西晉舊制南郊。晉成帝成和八年(333年)又在建隸北覆舟山之南建北郊,制度如南郊。梁、陳二代,又都曾重筑過南郊的壇。
北方在十六國時期因諸國代興,享國很短,其郊壇情況史籍多不載。北魏定都平城以后,道武帝拓跋珪最初曾于天興二(399年)按漢族禮制祀上帝于南郊,隨后又于天賜二年(405年)改按其本族習俗在西郊設壇祭天,此后遂為定制。八十年后,孝文帝開始漢化時,才又于太和十九年(495年)在平城喇郊建祭大園丘,恢復漢族祀儀。3年南遷洛陽后,先丁太和十九年0191年,在洛WI南委粟山建祭天的圜,又丁太和二卜年(1自門在河陰陣祭地的方澤,按漢儀祭祀,北齊、北周也按北制度肆丘祭天。
祭天丘的丘,其原義應是滅然的高地,但漢以來卻都是人工筑的土臺。史載東漢光武帝在洛舊所建圓層為二層,有八道臺階,外有二市,四面各廾門。魏晉郊壇的具體做法雖史籍失載,應是漢制的懿續。南北朝時,南北郊玨之制不盡相同。史南朝梁武帝即位時,曾在南郊筑壇,壇椏180尺,高27尺,外有二重譴墻,四面各開一門。陳宣時改建南郊,壇的上層徑120尺,下層徑180尺,高27尺。可知南朝的南郊都是二層圓壇,外有二重圓譴墻,尚沿漢代制·但北朝的圜丘稍有不同“北魏道武帝所建平城南郊和明元帝于泰常巨年(118年)在平城四郊所建五帝兆·都是外有三環譴肇“配齊鄴南城的圜丘在城南,壇為三層,下層八角形,徑27D尺.上層徑16尺,每層高15尺,共高15尺。上二層四面有陛(臺階),下層八“壇外有三重墻,內重距壇50步,三重墻間各距25步。譴墻上開八門,與下層壇的八陋相通:北周的圜丘也高三層,每層高尺,共高36尺意上層徑60尺.下二層各深20尺.即徑為100尺及1尺。內譴徑150步,外得3CO步。北齊、北周繼承北魏,北魏壇制雖史無明文,可以推知也畝是三層圓壇。比南朝加高一層綜括十文,可知南郊圜(或圓)丘是上筑圓臺,高二至三層不等。壇外的墻從南齊有關“郊壇圓兆''和北周“Ei譴徑三白步”的記載,可也是環形墻,個平曲呈同心圓壯,是非特殊的平面布局。郊壇內只有上壇和圍墻,不起房屋。史南齊永明間在建康南郊壇員(圓)兆外內起瓦屋,為大諫止,并提出祭天的郊壇應接“至無文,以素為貴”的原則建設,以表“謙恭肅敬之旨”。這成為以后中匡建禮儀建筑的主要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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